我的父亲傅抱石

     傅益瑶


一九六三年的全家福(右二为本文作者傅益瑶)

       在2006年7月29日的北京嘉信艺术品拍卖会上，傅抱石生平独立创作的最大一幅中国画《雨花台颂》(长3.6米、宽2.4米)以4620万元(包括10%的佣金)成交。据央视报道，该画创下了中国近现代画家单幅中国画最高拍卖纪录，突破了吴冠中的《鹦鹉的天堂》去年拍下的3025万元的纪录。
      1996年，傅抱石的一幅《丽人行》拍出了1078万元，创下了当时近现代画家中国画作品的拍卖纪录。2003年,其作品《毛主席诗意山水册八开》以1980万元的天价成交，再次刷新最高拍卖价格。这次以天价成交的《雨花台颂》，创下了傅抱石作品历次拍卖最高价。
     上海辞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傅益瑶所著的《我的父亲傅抱石》，作为傅氏后人撰写的第一本傅抱石传记，书中披露了傅抱石先生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轶闻趣事。

      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

      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(大名文苡，字聚和)，一直靠补伞谋生，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。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，爷爷就去世了。

      爷爷在乡下时，跟地主的儿子吵架，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，打成肺裂，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谋生治病。在城里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。恩人叫何立堂，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，收了爷爷做徒弟。爷爷很能干，会做绒花、耳环，还学会了修理洋伞。当时的土伞是纸伞，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。何立堂死后，把摊子留给了爷爷，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，取名“傅得泰修伞铺”。 
       我奶奶姓徐，江西新建县人氏，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，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，太太大动肝火，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，说是不要财礼，只要找个穷的，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。其时，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，比奶奶大十多岁。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，性格开朗豪爽，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，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，街坊邻居出了什么事情，都来找她说事、评理。
      爷爷祖辈单传，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。父亲小时候出麻疹，把爷爷吓坏了，怕父亲的手乱抓，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。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，姐夫就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，父亲说要一本《康熙字典》，姐夫就去买了一本满足了父亲。父亲把这本《康熙字典》一直抱着，一动不动。终于熬了过来。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，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：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。
       爷爷家在南昌“臬台后墙”的贫民棚户区内，剃头的，修脚的，摆摊的……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，艰难生存。“傅得泰修伞铺”的左边是家刻字店，右边是家裱画铺。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，父亲常去串门，久而久之，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七八岁的时候，父亲在私塾旁听，识了不少字，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。学徒三年，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，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。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，很笨重，左右各十二块，每天一装一卸，举重四十八次，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，时间一长，就落下轻微的驼背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。母亲和父亲结婚时，有客人还问，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？当时卖布的小贩，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，一肩高，一肩低。
     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，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。
     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，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。父亲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，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。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。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，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，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，连顿饭也不给吃，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……打这以后，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。
      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，上了学也没有什么衣服穿，冬天冷，就把姐姐、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边，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。后来我到日本留学，知道日本皇族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天皇嫁女儿或是娶新娘的时候，要穿最豪华的衣服，从里到外必须有十二层。这时我就想，父亲当年不就是穿的“十二单”吗？因此，父亲常常对我们说，如果不知道“饥寒”两字，是不会成人的。
       父亲从小就喜次刻图章，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，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。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，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“抱石怀沙”的缘故。我的理解，父亲取名“抱石”两个字的初衷，更多的是怀抱石头，喜次刻图章而已。 
       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，叫作《摹印学》，是亲笔缮写的小楷，漂亮极了，父亲的校长当年就带着父亲和这本书去见徐悲鸿的。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，他看过之后，赞叹不已，对父亲另眼相待。
      其时法国在南昌办了一个博览会，父亲在那儿帮忙做点事，他干事认真，连打包裹之类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。博览会的负责人很欣赏父亲，就说可以帮助父亲去法国留学。但是徐悲鸿对父亲说，你到法国去，你的这身本领非但得不到进步，你还会丢掉它；还是去日本好，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。徐悲鸿就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。熊式辉开始说，现在国难当头，学什么艺术？熊式辉的秘书是父亲校长的朋友，他后来告诉父亲，徐悲鸿很了不起，不断写信给熊式辉，并且说如果有困难，经济上他来资助。这个秘书就把徐悲鸿的信夹到熊式辉的备忘录中递交上去。后来熊式辉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出国留学，说江西景德镇出陶瓷，那就到日本学工艺吧。所以，父亲去日本，最初是学陶瓷图案的。 
       父亲、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。
       母亲叫罗时慧，因为出生在奉天(今沈阳)，所以小名叫奉姑。 
      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她的父亲叫罗鸿宾，字秋阜，是前清监生，捐资得官，历任江西税务局长、法院院长等职。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。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，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，但正房没有孩子，所以外公十分宠她，不要她做其他事情，专门培养她读书。我的外婆叫李维屏，四岁便被卖到罗家做丫头。那个时候，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个上等人家，就必须裹小脚，我的外婆七岁时还是一双天足，已经不能裹脚了，但她自己一个人还是硬把小脚裹起来了；十一二岁时，外婆在灶间边烧火边开始学认字，再后就可以读经读报了。
       母亲长大之后，因为家庭声望很高，很多人都来求婚，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“部长”，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，没有答应。关于婚姻，我的外婆对母亲讲，绝对不要嫁到豪门，说：“宁到穷人家吃糠，不到富人家喝汤。”吃糠，大家一道吃苦，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；喝汤虽然比吃糠好，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。母亲读中学的时候，就参加了“CY”——共产主义青年团，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，剪了头发，跟方志敏一起闹革命。北伐军到南昌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，宣传革命，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，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。当时按照罗家的族规，女孩子不守闺训，私奔外逃，一旦抓获要活埋处置。母亲时年十六，虽非私奔，但离家出走，“混迹”于男女人群中，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。但由于外婆的恳求，加上外公是四十七岁得女，平时娇宠惯了，又是时代潮流所致，也就假装责骂一通了事，让母亲装上一根假辫子继续上学。
     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。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，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，就追求她。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，补功课，讨好母亲。父亲家境困难，娶母亲的阻力很大，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，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，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。另外，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，上面有一千个大洋，给外公看。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，但还是担心他太穷，看到父亲的存折，加上我外婆的力促，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。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：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，什么也不会，你要一生照顾她。
       父亲没有食言，一直在照顾母亲；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，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。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，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，一个是叠被子，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。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，像小锤子一样，力量恰到好处。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，父亲怕她乱吃，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。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，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，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，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。
      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，但要求很高，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。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，又红又亮，紧紧的，圆圆的。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，鸡里放一杯酒、一杯酱油、一杯麻油。
      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不满5年，家书却有一大皮箱
     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，但十分可爱，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，为大家所喜欢。母亲的鼻子很大，用我们江西话说，就是“鼻子大，心不坏”。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，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，嫁了秃子会长头发，嫁了穷人会发财。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，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，一边说：“把鼻子打掉，把鼻子打掉。”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。母亲的乐天，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。
      1931年8月的一天，徐悲鸿到南昌小住，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。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，当场画了幅《鹅嬉图》相赠，画面上是只大白鹅，头顶一抹朱砂，引颈向天，红掌下几茎青草。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，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。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，铺纸磨墨照画；临摹了一幅，兴犹未竟，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……次日清晨，记者涌进家里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，今日赶来拍画。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，一位记者惊叫起来：“昨天未见有鹅蛋啊，今日倒下了一蛋，神了！”母亲抿嘴一笑：“张僧繇画龙点睛，破壁而去；大师神手画鹅，昨日肚里就有了，一夜过来，自然生下了。”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，大为倾倒。
     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。有一天，父亲回到家里，帮佣的人告诉他，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。父亲过去一看，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，留着小胡子。父亲就问，您是哪位？这位先生说：“我认识你好久了，你怎么不认识我呢？”父亲愣在那里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，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。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，以至许多画商、古董商都说，画家太太中，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。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。
     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：如果不是出差在外，一定给母亲做寿，买东西，然后给母亲画张画，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。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。那年夏天，他出差湖南，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，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，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，尽管很晚了，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，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，他要给母亲画张画，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……

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，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，高兴与否都很关心。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，只要一出门，就开始给母亲写信。在日本留学时，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，不论什么细节，比如新居家具的位置，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，等等，都会写信告诉母亲。后来，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，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。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，也只写了十来封，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，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。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，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，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。在罗马尼亚商场里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，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，才买下来。

父母的感情很好，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，母亲住在楼下，常常晚上，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，过一会儿，父亲送母亲下楼来，可他们说着话，不知不觉地，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，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，我们看在眼里，在旁边笑个不停。

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，南京夏天特别闷热，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，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，睡在小竹床上，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，手里拍着扇子，两人一边说话，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，往往捶至深夜，直到母亲睡熟。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，二姐有多大，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……

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，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。母亲这样说：“在家庭，他上对老母，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，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。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，必定有两封信回来。有时人都到了家，他进门便问我：‘今天收到信么？’我说没有。他却有把握地说：信太慢，在路上，不相信，你等着看，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。’真教我好气又好笑。他一生离家的时间，加起来也不满五年，家信却有一大皮箱。”

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

父亲的一生和两个“三点水”有不解之缘，一个是“酒”，一个是“汗”。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，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。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，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，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，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。夏天在画室里作画，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，衣湿了贴在身上，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。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快，常常画得满头大汗，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，身上的汗也是顺着往下流。姐姐就回忆过，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，并且要时常更换，不然很快就会被汗湿透。

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“金刚坡下山斋”的文章，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，冰淇淋也不能吃，不卫生，吃了拉肚子，大家都不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天，只有抱石啊，大汗淋漓，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。

父亲一生都在奋斗，幼时贫穷，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，成年后拼命学习、工作，透支了身体。父亲还特别好酒。抗战期间，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，时局动荡，心中烦闷，以杯中物自遣，日久天长，渐成习惯，用父亲自己的话说，就是：“此病渐深，每当忙乱、兴奋、紧张……非此不可。特别执笔在手，左手握玻璃杯，右手才能落纸。”

1959年，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《江山如此多娇》，周总理特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，是尽人皆知的。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，他还刻有“往往醉后”的闲章，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。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。而我却不这么认为。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，是施展一个“金蝉脱壳”计。

父亲一旦提笔画画，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，他的精神面貌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、陶醉感，与平常判若两人。

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“金蝉脱壳”了，特别是解放初期，“三反五反”、“反右”等政治运动频繁，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，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，神游青山绿水之中，在艺术世界中徜徉……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上天的恩赐，否则的话，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。

我对父亲的仕女画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，这是因为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，父亲画了一幅很大的仕女画《山鬼》。画面上风狂雨骤，一位神秘动人的女子，在虎豹的环伺下，游于巫山之顶。见过这幅画的人，无不被这画中的灵氛所笼罩。父亲自己在画完之后也不禁惊叹：“似真有鬼也。”每当我面对这幅《山鬼》，总觉得那女子在对我说什么，有招引我前去之意，使我惴惴不安。

灵秀之风是中国文化里对美人最高或者说最准确的评价，父亲画中所有美人的眼睛，如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，还有《读书图》，每个人物的眼神都很空灵。谈论中国女子的美，要有三个标准，一是“灵”，一是“秀”，一是“慧”。“灵”是什么？就是很多东西都能与它融通，音乐、美学等神秘的感受，包括自然界的力量，都能和它相会，葆有足够的悟性；“秀”是什么？秀就像音韵一样具有多种形态的变化，碰到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机智；还有一种“慧”，就是智慧，实际上中国人对女子对美人的喜爱，更多地是因为她们在很纯净的同时也富于机智，而不是计谋，表现出来的是颖悟。

女人一旦是灵、秀、慧的，就会派生出许多东西，如决断，识大体顾大局之类。所以，父亲从来不对人家的漂亮不漂亮评头论足，而是从灵、秀、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。（信息来源：文汇报）



雨花台颂



真“山鬼”